煤电审批潮背后的3个问题

武毅秀

中国承诺在“十四五”期间严控煤炭消费增长,“十五五”时期达峰,这意味着中国的煤电消费已经没有多少增长空间,然而,近期中国各地煤电装机审批大增,面对来自国际舆论的关切,中国需要厘清其背后的几个关键问题。

中国煤电审批在2022年“开闸”成为最近能源圈的热点话题。不同的研究显示,2022年间,中国审批核准了大约介于90GW(绿色和平)-106GW(能源与清洁空气研究中心)的火电项目。如此规模的审批量创下了自2015年来的最高值,用“新一轮的煤电建设潮“来形容2022年的火电,并不为过。


事实上,围绕“中国煤电装机审批量”而起的担忧,的确存在着一些误读——审批量的增加和煤电消费的增加并不能划等号。但是,中国火电的巨大体量,使得其成为全球碳中和进程中,最为庞大的“房间里的大象”。对国内的政策制定者而言,来自国际上的关切将会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存在。


面对这些疑问,重新去回顾习近平主席在2021年4月22日的“领导人气候峰会“上作出的有关中国煤炭和煤电消费的宣示尤为必要。习近平主席在当时已就中国的煤电和煤炭消费给出了时间表:“中国将严控煤电项目,十四五”时期(2021-2025)严控煤炭消费增长、十五五”时期(2026-2030)逐步减少”。


这一承诺意味着,中国的煤炭消费将在2025年达峰,同时也意味着,中国的煤电消费已经没有多少增长的空间。这一时间表应该为任何关于煤电装机量、利用率和利用形式的复杂技术讨论“去芜存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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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Canva


以下是几个围绕新增的火电审批亟需厘清的问题:



问题一:在“电力保供”大背景下,各地新增火电的原因待审视


火电核准激增的原因是什么?整体的原因是出于保障能源和用电安全的需要。事实上,中国正在发生的火电激增潮是受国际能源危机冲击、极端天气引发电力间歇性短缺、电力供需不平衡等多重因素影响。人们在谈到火电新增时,也认为,“电力安全”是本轮煤电热潮的最大动力。


但是,新核准的煤电主要是为了满足“电力需求增量”、还是满足“最大电力负荷”,或是计划作为“备用电源”以备不虞,往往在一个“保供”和“安全”的大标题下混为一谈。


新增的火电审批里,有多少是计划用于顶峰电源?有多少是作为备用电源以减轻极端自然天气情况下的不利影响?有多少是来自新能源基地的配套,以保证电网稳定,配合东部接收?这些不同的需求都被置于一个“保供”的名义下,导致对于新增火电的用途产生了不同的理解,也不利于决策者对新增的煤电精准施策。


事实上,能源局官网刊登的一篇最新文章也已经指出,新增煤电项目需要做到“精准滴灌”,“而非不管三七二十一,建了再说”。煤电供给不足更多是结构性矛盾,“兜底保供、系统调节,是个精细活”。结合各省的电力平衡和负荷增长情况,梳理新增火电需求,将有助于对煤电审批精准施策,也可避免社会资源资金的巨大浪费。



问题二:可再生电力与火电的关系是此消彼长,还是共同增长待明晰


同样是在2022年,中国的光伏和风电继续超速发展。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突破12亿千瓦,占总装机容量的47.3%,首次超过煤电装机。但是这一年,火电的发电量仍然占到总发电量的近70%。


尽管风光等可再生能源的装机量的增长,但还未能显著转化成在实际发电出力上对火电的显著替代。而且从不同发电电源的物理特性上来说,可再生能源与传统化石能源恐怕难以直接形成替代关系。  


例如,有研究指出,当前在全国超过20条的西电东送输电工程项目里,有大约三分之二的线路配有50%容量左右的煤电,以解决可再生电的不稳定问题。此外,近年来我国开始推进发展“煤新联营”——即煤电和新能源联营,通过煤电的灵活改造,支撑促进新能源大规模输送,同时为煤电争取更多发展空间——这使得在西部省份,煤电与新能源捆绑开发成为一种趋势。


 风光电和煤电,是要”共生共长“,还是”此消彼长“?是中国电力转型中的一个问题。事实上可再生电力外送的不稳定性并非只能通过与煤电“打捆”的方式才能得以解决。有更多途径可以实现风光电的充分利用——例如,坚持风光电的就近平衡、通过统一的电力市场灵活、常态并网、或就地转化为其他形式能源如电解制氢,来避免高成本、高损耗的外送,可尽量避免煤电和风光电“锁死”的情况。



问题三:煤电装机容量和煤炭消费的“限值”待明确


事实上,自中国2020年作出双碳承诺、习主席2021年面向世界给出有关中国煤炭消费的时间表之后,有关煤电的角色定位已经逐步明晰。


发改委在2022年也提到,煤电要加快由主体性电源,向提供可靠容量、调峰调频等辅助服务的电源转型。煤电最终要变成“基础保障”和“系统调节”性质的电源,而不再是“主体性电源”。双碳时代煤电新的定位,以及最终将退出主体能源的历史地位已经明确。 


但是一直以来,由于在有关煤炭消费总量限值、煤电装机容量上限上没有给出具体的约束数值,也没有就煤电装机的达峰年份给出一个明确的信号,在究竟该新上马多少煤电项目这一关键问题上,仍存在着模糊不清的理解,也导致了各级政府在煤电审批和开工上缺乏共识。


在这样的背景下,为煤电装机和煤炭消费上限“封顶”:包括框定煤电装机容量的顶峰、煤电消费的达峰年份、下降(退役)节奏,将会为整个煤电以及电力行业的部署给出一个强有力的指引。


一份有关煤电的更加清晰的未来发展路线图,将有助于消除不必要的火电投资浪费,也将凝聚提振低碳转型的共识与行动。同时,政府在有关煤电的发展方向上给出一个明确的政策导向,将会有助于树立外界对中国低碳转型的信心。


中国已经反复讲过,“气候变化和双碳这件事,不是别人要我们做,是我们自己要做”。外界围绕火电的关切之际,也是展示和解释中国加速低碳进程与动力的时刻。同时,一场危机倒逼一次变革,在面对本轮的电力供应短缺和能源安全冲击之下,中国可以在新旧交替中推进能源转型、实现安全、清洁和高效相平衡的电力供应。


(本文为益科原创,首发于《能源》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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