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对过去七年减防灾系统进展的评估显示，全球进展停滞，在一些领域还有了倒退。益科就此专访减防灾专家顾林生。在他看来，一些新趋势成为推动全球实现仙台谈判减防灾目标的重要力量，人们暂不必过分悲观。对中国来说，当务之急则是在基层推动政策的落实。
今年刚进入5月，世界气象组织就警告说，厄尔尼诺极可能已在路上，它与人类引发的气候变化相结合，带来区域或全球气候异常，这将对卫生健康、粮食安全等产生深远的影响。各国减防灾系统也将在这些极端气象灾害面前迎来考验。
早在2015年全球为应对气候变化而签署《巴黎协定》，同年3月，各国也在日本仙台签署《2015-2030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即《仙台减灾框架》，提出了七项目标，意在2030年前大幅减少灾害损失。
当时的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之一、中国应急管理学会理事顾林生介绍，《仙台减灾框架》是各国在国际谈判中首次将建设防灾减灾系统和应对气候变化、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结合起来。中国应急管理学会理事顾林生 来源：新兴国家传媒论坛
然而，根据联合国对各国过去七年减防灾系统进展的评估，全球进展停滞，甚至在一些领域还有了倒退，许多以往的灾害教训被忽视。报告指出，在2015年至2021年间，全球受灾人数增加了80%，因灾害造成的年均损失超过3300亿美元，但减灾资金并没有相应增加。灾害造成的损失更为严重，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尽管如此，在顾林生看来，人们也不必为此过于悲观，一些新的趋势正成为推动全球实现仙台目标的重要力量。他分析，一是《仙台框架》强调风险管理前置，也就是从减轻灾害风险向预防灾害风险转移，而这个意识已经体现在各国的减防灾政策中。另外，全球私营部门逐渐在减防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这将成为撬动全球目标的重要力量。去年夏天巴基斯坦遭受特大洪灾后，中国除援助救灾物资，还派出专家帮助巴基斯坦进行灾后评估和重建；今年2月，在中国推动下，中国—太平洋岛国防灾减灾合作中心启用，中国正持续推动发展中国家岛国提升相关能力建设。
顾林生曾参与《突发事件应对法》和《国务院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起草编制，以及包括汶川地震在内的多项灾后应急管理，他还参与了2012年北京特大暴雨后城市减防灾规划以及四川、深圳等地的应急减灾评估工作。在4月初四川德阳举行的新兴国家影像传媒论坛上，益科对其进行专访，他提及了中国正成为推动仙台目标实现的重要力量，以及中国自身在落实《仙台减灾框架》上的得失和减防灾体系未来亟需应对的挑战。益科：《仙台减灾框架》给中国的减防灾工作带来了什么影响？顾林生：我国是《仙台减灾框架》主要的倡导者，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减灾事务特别代表，联合国国际减灾战略署（UNIDMR）主任玛格丽塔·瓦尔斯特伦，还点名感谢中国的支持。后来我们防灾减灾救灾体制机制的一系列改革的一些理念都源于这个框架。比如2016年，中国《关于推进防灾减灾救灾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以及习近平总书记在唐山大地震40周年时的讲话提出“两个坚持”和“三个转变”，其中一个转变就是从过去重视救灾转向减轻灾害风险、注重灾害预防，这个思想的转变是最重要的。另外一个变化就是强调重视社会力量参与。
民间有个段子说一位县长平时把防洪大堤渠加固得很好，洪水来了后这个地方安然无恙，他就没什么事做，而另一位平时不做事，洪水来了第一个跑去救灾，结果各个媒体都关注他，把他塑造成英雄人物。但那是过去式，现在强调要端口前移，做好减轻灾害风险和预防型减灾工作。
顾林生：大家都记得郑州“7·20特大暴雨”，它不是我们的第一次教训。2012年7月21日北京同样发生洪水灾害。当时报纸刊登了地铁里一个老人推着儿童车，水冲下去了，然后旁边有人帮助他抬儿童车。媒体是当做好人好事宣传，其实从我们防灾减灾角度看是有问题的。红色预警等各类预警发了，就不能再出门了，如果大家都出门那还了得？政府根本没有这么多能力去救灾。
专家和政府的预警信息不等于民众行为的信号，比如政府说一天下100毫米的雨，很多人对此没有概念。如果宣传今天的雨相当于水要齐腰了，那老百姓就赶快跑了，这种行为的信息叫“老百姓的语言”。这个过程中的宣传教育如何做以及如何落实到“最后一公里”、“最后一户”是最大的问题。“北京7·21特大暴雨”也同样反映了北京当时在基础设施上的不足。灾害发生后，我觉得很遗憾。因为在十年前我在联合国工作时，接待过北京代表团，陪同代表团在名古屋和东京考察城市调洪设施。2000年9月名古屋市及周边的市町村东海暴雨造成了河流堤防决堤和河水漫流，出现大量伤亡和财产损失。三年后（2003年），日本制定了防止城市内涝的法律——《特定城市河流淹没受灾应对法》。益科：在您说的这些比较薄弱的环节，国内有哪些比较好的经验？顾林生：深圳去年做了一个减灾社区创建指南。一般我们叫预案的都是政府的东西，但深圳就出了个指南指导基层和老百姓要怎么做。从高层来说我们的政策有了，但整体上讲我们的工作是滞后的，大家还不太清楚政策如何落实到基层。现在绝大多数基层的工作主要体现在一些简单的工程上，比如建物资库、进行一些演练和风险排查。深圳动员了社会力量，比如社工，平常做社工服务，减防灾的时候就转换功能，对灾民进行安置、发放物资，在这个领域深圳值得我们学习。（编者按：《深圳综合减灾社区创建指南》要求社区至少拥有一名经过培训的灾害信息员，对社区实行网络化管理，确保网格员能百分百发现灾害隐患。社区指南强调关注脆弱人群，要建立包括对老年人、病患、残障人群清单，明确脆弱人群的联系方式等信息，实行结对帮扶，确保灾害发生时能获得及时救助和转移。与此同时，这份指南还提出社区要与邻近超市、企业等合作，进行抗灾物资储备等。）益科：您曾经在日本工作，也提到日本重视企业力量参与减防灾工作，中国企业的参与度又如何？顾林生：大企业参与减防灾还是比较积极的，参与的形式有很多方面，比如直接捐款、建立基金，还有鼓励员工做志愿者。现在强调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也要跟国际接轨，所以（企业）这方面意识也逐渐增强了。但是中小企业参与不多，政府应该考虑如何从政策上进行引导。2011年北卡罗莱那州飓风后的社区志愿者 图源：picryl
2019年我在日内瓦参加全球减灾平台大会，印象很深的是当时大会要求各国政策性银行要考虑对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做什么贡献，比如你在考虑信贷的时候，如果企业落实了可持续发展目标，或者在减防灾上有什么贡献，我就给你加分，但国内还没有普及，甚至也没有这样的信贷项目。顾林生：我们现在特别提倡企业的社会责任，在减防灾工作上，现在政府已经做了，社区也有行动了，但剩下一个大的空间，就是企业。如果每个企业都能做好的话，就能首先保证自己不要出事，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再帮助你所在地的社区或是你的顾客。比如，日本的一些大企业会储备应急食品，有的是10万份，也有的确保顾客三天的应急食品。过去一旦发生灾害，企业跑出去跑到社区，但是现在理念已经变了，一旦发生灾害，周围的就跑到企业里来，我可以管你。如果我们国家更多的企业能这样做，就会减轻社会的负担。有的企业可能自己所在地没有一些大的灾害发生，但他给员工准备小的应急包，员工要去出差，他有应急物资能管好自己，就减轻了政府的负担以及当地属地的负担，这些就是自我能力建设。
